摄于年
我刚搬进新房子时房东和我粗略介绍过周边环境，他告诉我三楼一层四户，左右两端的2户是亲家。小区年纪不小了，整栋楼的居民从楼盘售卖时就举家驻扎，一待就是十来年，如今见了面还能熟络地问个好。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适逢7楼一户的女主人拎着菜篮子上楼，她狐疑地打量我们，随后惊喜地说：哟，你回来啦？你老婆还好吗？
房东眯起眼睛笑笑，说挺好的，再不久她还打算去西安旅游。
要不是我请求他们把卧室的电视卸下给我的投影留面大白墙，定居在南京偶尔才来上海做生意的房东其实没必要特别跑一趟。而如果不是疫情加重，可能女房东的西安旅游大计已开始实施了。
世界上多得要命的如果，正是这些如果才显得人生是真实的。
房东语气平静，说：我们也不怎么来，随你就好了。
世界上最合理的租客房东关系就是互不打扰，按这评分标准他们夫妻能拿满分。女方和我透露这原本是他们夫妻的婚房。我们算是第一批来上海打拼的80后。这是男房东的自评。
在千禧年初称不上好地段的静安边界迎来了大刀阔斧的革新，年的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把住处和人民广场的距离卡在3、4站地铁内。能坐着公交车轻松直达淮海路要有相应的牺牲，我的代价就是向住宅面积低头，在拿捏房租思量地段后放弃了其他区更大的两居室。
我需要一定时间方能熟悉环境，在前三天我的肉体还留存着对上一处住宅的知觉记忆，因此睡眠不佳。到了晚上我戴着耳机发呆，躺在双人床上就像那对夫妻十年前躺在双人床上。环顾四周，我很难设想彼时女房东是如何在不宽敞的家里孕育了2个儿子。但只要有个落脚处，人就能活下来不是吗。我们中国人都这样。
我们就像个无所归依的幼童，随时等待有一隅角落收纳起我们称不上坦荡的灵魂。夜幕降临时我们会小心摊开攥紧了一天的手帕，整理里头生锈的发光的晶体。
房东口中面对面住的亲家，我从没见过他们互相走动。
老小区意味着高龄化。在上海新建的楼盘里很难找到怡人的绿化带，我在的小区甚至还有个不小的公园。这里充满了衰老的躯壳，他们长久闭目养神，可一旦在不经意间你同他们对视，他们眼里有鹰般锐利的光，揣测你，衡量你，让人无法靠近。
老人的戾气，等到了一定岁数，非必要简直稀罕拿出来使。他们把过往岁月的锋芒徐徐收起，等需要时才倒出来一点，省着点用。
他们在腰上别着收音机，里头传唱戏曲桥段，或者他们慵懒地倚靠在门边，静默地抽完一支糙烟而你甚至会讶异这年头哪还有得卖这么味重的土烟。
在一个人的日子里我更喜欢有老人的生活场，他们的步伐缓慢颤悠，会安慰我有些东西不曾消失。
争吵是每一个小区原生态的东西，根植于名为“家”内部的良性肿瘤。
南面的那一栋楼就是吵架高发区。我无法判断每一次争吵是否都来自于同一户，争执有规律地会在晚上九时左右发生，男女双方振振有词将彼此过错细数，男的精力旺盛且嗓门永远比女方大，在持续了半小时后妻子会因体力不支提前落败，这时就迎来了男方迎风翻牌的机会。他抓住时机提高音量，以上海多样化骂人方言掌握全局。到最后，善良的邻居就会咚咚咚跑上来，嘴里念叨着好好过日子、不要吵咧之类的话，这在短时间内会起到强有力的效用。双方陷入微妙的沉默中，在夜晚十点迎来家庭矛盾的终章。
偶尔此地也会有邻里争锋。有一次不知为何一个老妇把一盆水倾倒在了一个男人的轿车上。在午夜时分激动的辱骂穿过厚重的窗户悉数落入我的耳内，逼得左邻右舍开了一盏盏暖黄的灯。
哎，你这么讨厌开车的人？等你哪天快死了可别用四轮的救护车抬。
男人的脏话有限，说来说去不过是操你妈这三个字，他的普通话清澈洪亮，前后鼻音分明，鉴于此我判断他不是本地人。窗台隐隐露出二楼老妪细微的反驳，她坐在窗前，头等的光束射出她窄小的背影。
小区里的老妪们就像是无所不知的侦查员，她们会在小区门口交流某家子女出国、某家子女结婚，身份信息精确到了几栋几零几室。一挎着购物袋的阿姨走进来，她们动作顺畅地把垃圾掷入垃圾桶，空出一只手挥：噢哟，买菜回来啦？
小区的她们似乎认识全小区的人。我姑且将此称为世界大未解之谜之一。
她们会把椅子搬到行道上，摇晃着她们的扇子打量来来往往的行人。每个人都能够在老人的目光下获得最大密度的女性凝视。她们带着对陌生生物的好奇，试图用过往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在擦肩而过的3秒内给对方下个好或坏的定义。
她们也喜欢帮人收门口的垃圾。刚搬进新家前几天我积累起的垃圾多为纸箱子、塑料泡沫和墙纸，每次我整理好这些垃圾堆进纸箱放在门口，这些东西就会立即不翼而飞。我合理推算是同一栋楼的住户下楼时顺带帮我扔了，不知哪位甲乙丙丁颇有耐性，精准分辨出这个是装了东西的快递，那个是无用的干垃圾。该是我收进家的东西，从来就不会误扔。
我面皮薄。等这类事发生了两回后，我再不把干垃圾放在门口过夜，都是当日清当日丢。
后来我和朋友提起这件事，发现我自己绝非个例。我有一朋友称自从搬入新小区后再也没有自己丢过垃圾，辛勤的保洁阿姨和不嫌麻烦的邻居在来去无声间收拾残局。
消失的垃圾袋让人感觉到同其他人的联结，我们靠一门之隔，仰赖上海的垃圾分类规章制度实现了存在的共生。这是21世纪才有的社会性讽刺。情感的体现靠物件的消失来证明，我顿悟这类隔离式社交也适用于友情和爱情。
当深夜十二点楼上的住户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你能隐隐约约听到动静；当暴雨在早九时许来袭，楼上咚咚咚传来激动的走跑，你猜测是楼上邻居急着收晾在窗外的衣服。
老头子们可能比老妪们更活跃。他们在五金店门口围坐一团，下象棋厮杀到夕阳大至。围观人比参战者更起劲，他们搓着手，口里念念有词，恨不能亲自冲锋陷阵。那阵子台风过境，上海阴晴不定，时不时就有突降阵雨。一日我看到俩老人穿着透明雨披在雨帘里继续下棋，他们为了一件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咬牙豁出去，其实令人羡慕。
我的有些朋友会因为外界因素打消原定计划，比如下大雨她们就会说别出去了吧，但有些朋友则会撑伞去赴约一顿宵夜，理由是敲定了的事情不能不算。我勉强是后者一员。我曾思考，为什么？除却性格部分，或许是因为后者群体害怕凋零带来的失落。
相比起因为不良气候带来的出行麻烦，我更害怕因为设想落空后的巨大空洞。从这点而言我近似老人，说白了，在意盼头这两个字。
楼上有一户老人是我之前住处楼下老人的复刻翻版。他们一样很老，一样爱抽烟。走出小区迎着阳光构成他人生巨大的负荷，是此他选择在楼道里晃来晃去，相比起老妪群聚的快乐，她的丈夫选择穿着白色老头衫在上下楼短途散步。每次归家，我都能通过楼道烟味的浓度来判断老人离开多久，有时我会和站在窗前的老人撞个正着，他也不吭声，骄傲地转过身上楼，用自然的面部表情来掩饰自己藏在肚子脂肪底下的孤独。
我心想五十年后，再不济，也要能在雨里和朋友下棋。
菜鸟驿站就在小区的斜对角处，最早是由一个头脑精明的小哥担任店员。他能在5秒内精准找到我滞留了三四天的快件，以超乎寻常的工作能力赢得了一方人的赞誉。隔壁店的小孩喜欢找他串门，扮演收件员是新时期幼童过家家的升级版，在他们的游戏里再没有爸爸妈妈，却有一声学模学样的：取件码——
我是属于让快递员头疼的消费者，因为我酷爱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在拖着我的IKEA袋子取件，所以我在菜鸟驿站的滞留件数量向来可观，这也给小孩子们的角色扮演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巅峰时期的记录是9个快递。
小弟弟僭越小哥的本职工作，兴奋地输入我的手机尾号确认我的包裹数量，看到数目惊人的滞留个数陷入了沉思：这不能吧？他匪夷所思地看我。我虚弱地弯了下腰靠近他：求求你，把快递给我。
不，我不信！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我。
我几乎要翻白眼。
到了月底，精明的小哥辞职不知去往何处，我也再没见到那些身高到我腰部，每天在菜鸟驿站门口跳来跳去的小孩子了。聪明的人永远都能在上海这座城市找到更好的远方，但童年里无法取代的哥哥只有那么几个，不幸的话只有一个。上个月新来的店员是年过四十的中年男子，他和其他所有收件员一样，会提前签收掉我的滞留件且忘记放在了何处，在我登门质询时，他们会不满地回：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取。
找到能“胜任”的员工本就不容易，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不过是在平凡地完成普通工作。我遇到一位工作细心的保洁阿姨，结果到下月她就不干了任职民宿，理由是：家政工资实在太少。
这样想来人间也很公平。一个人的辛勤，能用人民币量化。
唯有阳光给予人类活着的真切质感，所以我喜欢被阳光唤醒的感觉。我的房子朝南，这还不够，我睡觉窗帘只拉一半，每到早上八点我就会生理性苏醒，就着妥帖的自然光再度睡去。
到了八月我把沙发搬到了床边，重启午睡机制。知了叫得很大声，我住在三楼，上面厚厚地压着三层楼的人家，天气好的日子，我抬起头，看到楼上那户人家的被单迎风飞扬。
世界上有一种生物叫十七年蝉，它们在地底蛰伏17年始出，交配后死去。我在此起彼伏的知了声中想：时代变迁太快了，到底有什么东西的周期能到十七年呢？小学六年初高中三年大学四年，保险起见我们签约房租都是一年一签，人的感情到了第二年会走入倦怠。他们争吵，他们聊天，而生活一直在持续，到了秋天知了很快就会消失，每个人不得不洒扫陈旧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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